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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略联盟按月配资 我在海鲜市场卖唱片 | 王莫之
“海鲜市场”（圈子里对闲鱼的“爱称”）摆噱头，你花两百块买的黑胶策略联盟按月配资，进去打八折售出，系统还告诉你“赚了160元”。有多少人是这套逻辑的信徒？不清楚。反正我是，在此摆摊已近五年，平均四天能卖出一张闲置唱片。所谓闲置，是赋闲，并非无用。
今年开春，有北方友人推荐我读一本在某国际大都市开出租的非虚构写作。友人在出版业奋斗多年，升至部门领导，我反问：“如果我写一本《我在海鲜市场卖唱片》，你接不接。”对方回了一个浮夸表情，终结话题。
人生如此尴尬。偶尔出席盛大场合，在中信泰富的屋顶花园碰见熟人，或许因为我先前在其单位做过讲座，对方客客气气说：“王老师，你现在属于全职作家对吗？”啊，多么痛的领悟。老实讲，是失业为我戴上这顶高帽子。还记得一八年，居委会阿姨打电话关心，用乡音问我：“弟弟啊，为啥不上班呢。”听我解释，她又说：“最近街道里要办招聘会，你来好吗。”其实失业并非我被盯上的原因，断缴社保才是，自从我恢复交金，介绍工作的好心人突然消失。
任何人，用了上班的劲头写作，真有可能自命作家。天天坐家里，我发现卖唱片是可以祛魅的。比如有同文（民国时在同一张报纸上写文章的，互称“同文”）问我：“难道你就不焦虑吗？”我讲：“焦啊，焦的时候就多上架几张唱片。”对方又问：“卖得掉？”我说：“是尖货就容易成交。”在国内淘唱片的圈子，尖货是一句切口，缘自北方，赛过上海人讲的嗲货、崭货，又像广东茶点，可以细分为特尖、大尖、小尖。这套江湖规矩，最早我是在一个叫“现代变奏”的摇滚乐论坛（BBS）领教的，距今已有廿多年了。
回头看，小青年面对唱片只做加法，这种贪婪而且受到祝福，是前流媒体时代的一个脚注。六年前，我曾在某讲座上揶揄豆瓣的老派，居然还有人在音乐页面点“想听”。真正滑稽，我也是在嘲笑自己的偏见——只有被实体唱片喂大的乐迷才能与“想听”共鸣——抑或表达对新生代的妒忌：他们如果想听某张唱片，在国内外的流媒体平台是很容易达成的。无法回避，唱片与上海话都丧失了实用性，变成某种腔调，或者说，生活方式。
这当然很残酷。有朝一日，私人收藏归零。世间藏家，本质是被物品收藏，肉身接力，化为藏品上的钤印、签名、指纹。有一词叫鲸落，原指鲸鱼死后坠入海底，尸体促进深海生命的繁荣，长达百年。某留日朋友曾在饭局中与几位申城碟霸（切口，拥有海量唱片之人）谈及他在二手店BOOKOFF打工的一幕。“当时店里收了一批ECM，”他说，“Jan Garbarek，一套；Keith Jarrett，一套；John Surman，一套；反正ECM喊得响的名字，都是一套一套，西德初版，品相老老好。”碟霸们嘴都圆了，仿佛那些唱片是从他们家里搬走的。朋友继续说：“我当时就想，肯定是某个听新爵士的日本人死掉了，家属又不听，三钿勿值两钿处理，哎。”他的那声叹息，唤醒了我的学生时代；上海的梧桐区曾经有不少骑黄鱼车的都市漫游者，左顾右盼，手中的摇铛发出滴铃、滴铃、滴铃的响声，如今看来，那属于法器。
披头四乐队唱得好，Let it be，即上海话的“让伊去”。我认识的碟霸并不焦虑，他们一边叹息，一边下更多的海淘订单。这些人还都想过开唱片店或书店，此类想法如同流感，是咖啡店在上海扩张的外援。某好友，在西区开过一家艺术书店，上手真卖掉几本书，后来店里的流水被饮料完全支配，有一回，我在书店坐满两小时，只进来两个人，父亲模样的为小男孩点了一瓶宾得宝，关照几句，转去书店对过的健身房跑步。我盯着小把戏，他蛮乖的，用平板电脑看动画片。
“海鲜市场”起伏不定，生意好的辰光，我那没有名字的唱片店单日也能卖出几张黑胶。我时常会想，如果我有那个立升，真在上海开了一家实体唱片店，每日有幸接待多少客人？我说的可不是进来消费的顾客，而是有兴趣进来看看的人。去浣熊唱片兜一圈，通常外地碟友访沪，我都会引他们去岳阳路，也是清楚浣熊的东家多么艰苦。实体唱片店属于重仓行业，大概率是忙活半天，赚了一房间的库存。相反，在“海鲜市场”会遭遇不少吃“预售”款的姜太公，你付了钞票，他再去进货，典型的空麻袋背米。
岳阳路，夜幕下的浣熊唱片
浣熊唱片内景
也是在“海鲜市场”，我治好了矫情的毛病。三四年前，如果有人发消息问我：“老板，在吗？”我肯定要帮他校路子，如同某阶段，我经常纠正别人，别叫我作家。如今的我，已经麻木。偶尔还会遇到大声点菜的客户，问我某某乐队某张专辑有吗。我说：“没有。”对方条件反射道：“老板，那你会进货吗？”我只好跟他解释：“老板不进货，老板只卖闲置的个人收藏。”
老板而且还不大接地气。譬如我绝对避免在“海鲜市场”消费，为了唱片的成色我实在太挑剔。有些卖家会在店铺的公告栏写道：“品相王子请绕行。”劝退的就是我这种人。电影《尽善尽美》（As Good as It Gets）我看过三遍，收获许多欢笑与共鸣（与男主角的作家身份无关），对某些被杰克·尼科尔森演活了的强迫症感同身受。记得廿年前，我入手一张英伦摇滚大尖，友人要求过目，结果他在簇新的唱片内页（Booklet）上留下几个油腻腻的指纹，根本擦不掉，这种悲剧常见于印刷品的黑色封面，是的，那本小册子是纯黑的。他立马道歉。从他看我的眼神，我确信自己当时很丑，那种对视的巨大反差，仿佛出自穆索尔斯基钢琴套曲《图画展览会》的第六首。也只有在这个层面，我认可Mp3是伟大发明，起码，别人问我借唱片，它可以代替。而在流媒体时代，问人家借唱片仿佛成了远古的宗教仪式。
滴铃、滴铃，法器像女妖歌唱。在“海鲜市场”，我唯一称心的一次买家体验也伴随着这种声音。那时，我写的雅尔（Jean Michel Jarre）文章已发表，看到系统推荐的“雅尔访华音乐会”内地版黑胶，品相几乎完好，心动了，因为卖家在上海，允许当面交易。我如约来到某小区门口，等黑胶出现，居然比照片里还要新，新到我难为情。卖家讲：“你有空吗？还有老多堆在屋里，老头子刚过世，最近忙了大扫除。”多年以前，我有过闯入陌生人家的类似经历，当时为了买书。
1981年，法国人雅尔访华，多年后，还成了中国女婿
我请卖家把不要的老唱片搬到客厅，大概翻看，清一色的轻音乐、古典音乐，统统国内版，属于黑胶收藏的禁区。对方看我不响，吆喝起来：“一道去，算你便宜点。”赛过小菜场卖黄鱼带鱼车扁鱼，收摊价。我说：“再便宜也不要，这点物事毫无吸引力。”他很失望。我自责话说得太狠，找补道：“但是品相是真的好，应该有销路的。”他不响。我又说：“是真的新，过了几十年哦，像没听过一样。”他叹长气，问我香烟吃吗，又被我谢绝。
一段不欢而散的蓝调记忆，但是，经常会在我与圈外朋友的闲聊中浮现。最近那次，人家对于我卖唱片表现出某种善意的怀疑：“你真的舍得吗？”我说：“舍得啊。讲出来你或许不相信。我专门卖自己最欢喜的唱片。”朋友不响。我继续说：“连自己都不欢喜的唱片，别人为啥要买？其次，我有一些谈不上欢喜的唱片是不能卖的。比方讲，朋友送的。送朋友唱片往往是挑对方不熟悉的精品，这样才能不断进步嘛。”另一些唱片也被视为非卖品，是因为它们特殊。譬如那张“雅尔”（下图）。事实上，它搬到我家之后，只在唱机上转过一次。之前，我用清水冲洗它，在强光下，我发现AB两面存在一些细微的使用痕迹，我拿纸巾轻轻擦拭它的身体，摆上转盘，调到每分钟三十三转的速度，唱臂抬起，左移，唱针如飞机的起落架，接触高速旋转的唱片外缘，啪嗒，拾取的信号被系统放大，经过音箱，传入耳膜。
“真的，”我对朋友说，“当时我看到那张雅尔黑胶那么新，突如其来的共鸣，一个素未谋面之人，不可能再见到，但是他曾经那么爱惜自己的唱片。”朋友打断道：“我懂。”我说：“真的，那感觉实在太强烈了。”朋友说：“我懂。”我不响。她继续道：“因为我父亲也收藏了这样一批黑胶唱片。”
作者：王莫之
文：王莫之 图：王莫之 编辑：钱雨彤 责任编辑：舒 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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