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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投资软件 郭沫若和吴晗，都是史学家，地位很高不假。但是，就凭他们做主能拆掉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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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沫若和吴晗，都是史学家，地位很高不假。但是，就凭他们做主能拆掉北京城墙？
别骂他们了，他们连大同城墙也拆不了。
进入20世纪后，古老的北京城墙逐渐不再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求，甚至变成了城市发展的障碍。
对于是否拆除城墙，历代政府和文化界人士都有着不同的看法。到了新中国成立后，围绕着是否保留北京城墙的问题，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和一系列复杂的决策，而其中涉及到的各方力量与推动拆除的历史背景，远比某些后来的说法更加复杂。
早在清朝末期，北京的城墙就已经开始出现破损和退化。甲午战争后，随着列强的进入，北京城墙的军事功能逐渐丧失。1889年，清朝政府在《辛丑条约》中同意开放东交民巷，并为洋人开辟通道，开始拆除部分城墙，以便列强进出。之后，更多的城墙在不断扩张的铁路和道路建设中被拆除，尤其是京汉铁路、京奉铁路的建设，几乎横扫了北京城的一部分防御工事。
民国时期，城墙的拆除愈发显得不可避免。1912年，辛亥革命后，中华民国政府成立，废除了帝制。随着新政权的建立，北京城墙的军事防御功能进一步丧失，现代化的城市需求开始凸显。此时，许多城市已开始拆除城墙，武汉、广州、长沙等地都陆续拆除了古老的城防设施。北京虽然保留着大量的城墙，但这一局面并未能持续太久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尽管国家领导人意识到保存历史遗迹的重要性，但经济困境和城市化进程的迫切需求，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应对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和基础设施需求。北京的城墙，尤其是外城墙，不仅年久失修，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坍塌的风险，且占据了大量的城市空间。城市内的人口急剧增加，生活物资和交通需求日益增大，城墙成为了交通阻塞和城市建设的巨大制约。
20世纪50年代，随着北京市人口的剧增，尤其是1953年人口普查后，北京市的总人口达到了270万。城市的垃圾处理、物资运输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愈发突出。城墙的保护和修缮成本高昂，远超预算，且其原本的功能已不再具有现实意义。与此同时，城市规划的需要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，使得拆除城墙成为了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
1951年，北京市的古建筑保护问题曾一度引起广泛关注，周恩来在政务院提出了拨款修缮北京城墙和城楼的计划。尽管修缮了一部分城楼，但由于财政压力和修缮工程的庞大规模，后续的修缮工作几乎陷入停滞。到1952年，政府决定采取分期拆除的方式，首先从城市外围的城墙开始拆起。
此时，文化界的反应引发了不同的声音。
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妇等人一直主张保留北京城墙，认为它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，是北京城市景观和历史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梁思成提出，将政府机构迁至西郊新市区，让老城区保持原样。然而，面对现实的城市发展需求，梁思成的建议并未得到广泛采纳。在随后的讨论中，政府部门认为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善不可能停滞，尤其是在处理老城区问题时，保留城墙不仅意味着巨大的财政负担，也会严重影响城市生活的便利性。
梁思成曾一度坚持反对拆除城墙，认为即便在现代化的需求面前，也不应轻易拆毁这样一段历史。
郭沫若，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领域的杰出代表之一，其学术成就和社会影响力广泛。他一生致力于文化遗产的发掘和研究，但与一些人的观点不同，他并不对所有的文化遗存视若神圣，尤其是当文化遗产和城市发展的需求发生冲突时，郭沫若的态度更为务实和现实。有人将他与拆除城墙的决策联系在一起，认为他支持拆除古城墙，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，但这种说法并没有确凿证据。
实际上，关于郭沫若是否直接参与拆除北京城墙的争议，源于对他文化改革思想的误解。郭沫若曾在其《日本的汉字改革与文字机械化》一文中提到，推动简化文字和文化普及，主张通过去除生僻字来便利大众记忆和使用。
这一思想被某些人误读为郭沫若倡导对传统文化的破坏，认为他也会支持拆除一切“陈旧”的遗迹。尤其是他在某些公开场合谈到“文明与现代化”的议题时，似乎有意强调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“去除陈规”或“迎接新事物”的必要性，这让一些人将其与北京城墙的拆除联系在一起。
然而，事实上，郭沫若并未参与过拆除北京城墙的具体工作。拆除城墙的决策最初并不是由文化领域的人士主导，而是由城市建设部门和政府高层的相关人员推动的。
随着城市规划的推进，拆除工作并未因为文化界的反对而停止。甚至在1956年，随着新政府的进一步决策，城墙的大规模拆除行动开始实施，并且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，直到1958年才基本完成。
在这一过程中，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。尤其是在拆除西便门时，梁思成终于认识到，城市交通的畅通已是当务之急，拆除城墙豁口已是不可避免。
不过股票投资软件，拆除北京城墙的决策并非没有代价。在拆除过程中，涉及到古老建筑的损毁，还牵动了大量历史遗址的命运。对于那些仍然留存的城墙遗址，它们的存在和保护，依然是文化界和政府部门无法回避的课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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